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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 作者:施耐庵,名彦端,字子安
发布时间:2009-09-22 15:40:36 来源:悦翼世祥 作者: 浏览:272

    施耐庵,元末明初小说家,生卒年未详(一说为12961371年,名彦端,字子安,号耐庵),籍贯:兴化白驹场人(今属江苏)。祖籍泰州海陵县,住苏州阊门外施家巷,后迁居当时兴化县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他根据民间流传的宋江起义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水浒传》。

  身份:中国古代著名作家,元末明初人,长篇古典小说《水浒传》作者。

  生平: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据这些材料分析: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代,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卞氏后裔亦迁至今江苏省大丰市境内)。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19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36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其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又在他幕下参与谋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与鲁渊、刘亮、陈基等大为失望,相继离去。施与鲁、刘相别施时,曾作《新水施耐庵像令秋江送别》套曲,抒发慷慨悲痛之情。不久,张士诚身亡国灭。施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友善,后寓居江阴徐氏初,为其塾师。随后还旧白驹,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寄托心意,又与弟子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说部。他还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除套曲《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居淮安,染病而殁,就地高葬,享年75岁。耐庵殁后数十年,其孙文昱(述元)家道炽盛,始迁其祖耐庵骨葬于白驹西落湖(今江苏省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但是其中有一些地名与施耐庵的生卒年不合,也有人认为是同弟子罗贯中合著或者有罗贯中续写。

  需要说明的是,施耐庵是元末人,但是,其所著的《水浒传》中有的地名用的是明代建制。

  罗贯中(约1330—约1400),汉族,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籍贯山西太原府祁县;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或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但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现在的《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 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水浒传》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目前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元朝初年,出现了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描述了晁盖、吴加亮(吴用)等36人的故事,初步具有了《水浒传》的故事梗概。元朝,元杂剧中还出现了一些水浒故事剧本。

   《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开头写了一个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后来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而这位皇帝也不过是个专会串瓦走舍的浮浪纨绔儿。他的亲信大臣还有蔡京、童贯和杨戬等,他们构成了一个最高统治集团,蔡、高等人以他们的亲属门客为党羽心腹,如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之流,在他们的下面,则是一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从上到下,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形成了一个统治网。《水浒传》在揭露这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何欺压人民的罪行时,首先叙述了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因为王进的父亲早年比武时,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帅府太尉后,到任的第一天就官报私仇,无端责罚王进,害得王进连夜奉母逃走。作者还写了高俅为了让儿子霸占林冲的妻子,千方百计谋害林冲。高俅作为那个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凶残、阴险的权奸特点,也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此外,《水浒传》中还写了地主恶霸的种种作恶行为,如郑屠霸占金翠莲,西门庆害死武大郎,毛太公勾结官府构陷猎户解珍、解宝。

   《水浒传》之所以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作品,不仅在于它思想内容的丰富,而且也由于它艺术的成熟。《水浒传》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而且把二者结合起来。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书巨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传》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分、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诚然,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以及受压迫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愿望,则是组成这幅历史图景的经纬。书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四方好汉,形成了豪爽、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著“不能忍”的因素,聚集著复仇的怒火。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著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为曲折。“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是他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在充军得到梁中书的青睐后,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炽烈了。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直到“生辰纲”被劫,不仅功名的道路被截断了,而且在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此外在对招安的不同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是坚决反对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的招安;来自官军的绝大部分的将领则是殷切地盼望著招安。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身分、经历中找到充分的根据。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激活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为例,由于石秀是在形势万分紧迫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得悉处斩卢俊义的消息的,以他的精细,不会不意识到个人去劫法场的危险;可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从石秀在酒楼上的焦躁,可感到他内心的激烈活动。他考虑到要在戒备森严、刀枪林立的法场上,一个人救得卢俊义,必须先压住敌人的气势,因此,未下楼时就大喊一声,接著趁敌人神志未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变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象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象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点击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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