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时期的帝王对帝陵的考虑不同。最初,风水只是古人寻找墓地时使用。它的理论大概是:葬地内有生气,生气可以带来福音。而生气在地里是流动的,遇风吹就会失散,遇水流拦挡就会停止不动。所以,古人寻找墓地,都是选择生气凝聚的地方,即风吹不到、有水流可以阻挡它流动的地方。后来,人们将风水概念扩大到城市、民居等领域。为了加以区别,人们将风水划分为阴宅风水和阳宅风水两大类。
1、以秦始皇陵为例:
骊山北麓的秦始皇陵坐南朝北,东临华阴,西面咸阳,总面积56.25平方公里,被视为阴阳汇聚的风水宝地。南面隔山的蓝田县自古产玉,北面渭河岸的潼关出产黄金,古人因而说:‘头枕山,脚蹬川,祖祖辈辈做高官;一手抓金,一手抓玉,金玉良缘,始皇贪其美名而葬之。
2、以唐代帝陵为例:
唐朝帝陵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一改以往朝代平原(主要是咸阳地区)立穴模式,主要选址在山区,背靠高山,居高临下之势。有关唐陵选址总体概述请阅读如下资料:
唐代帝王陵墓,以都城长安为中心,朝东西两翼以120度向北展开。从今陕西蒲城向西,经富平、三原、泾阳、咸阳、礼泉直至乾县,共6县一市,直线距离150公里。各陵之间主次关系不大,目前尚未明显发现有可循之规律,完全是根据风水需要选址,于是有的是父子陵墓比邻、有的是祖孙相望,乾县的两座帝陵分别为极盛的高宗乾陵和晚唐僖宗的靖陵,时间跨越200年,气势相差悬殊。
3、以明代十三陵为例:
明代帝陵的卜选,就是在阴宅风水术的指导下进行的。卜选的方针是:四面有山,左右和前面有水;山水曲折变化;龙(陵后的山脉)、穴(陵墓中安放棺椁的地方)、砂(陵寝风水格局中龙以外的其他山脉)、水(河流)之间的相配关系,等等。
背山面水,坐北朝南:风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考古学家发现,远古中国人选择居址,往往是在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在河流边的台地上。在这样的地点,可以获得充分的阳光照射,遮蔽冬季寒冷的北风,且便于取水和采猎食物。由于背山靠地,也可避免水患。而夏季南风经过山体,又可带来降雨,利于植物生长,利于农业发展和保持水土。风水的起因是人们为了更好生活的实际需要。经过长时间不断的实践,逐渐发展起来一套繁复纷杂的理论。《尚书》、《诗经》的若干篇章,就记载有古代先民选址和规划经营城邑宫宅活动。如《尚书·召诰序》云:“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夏商周三代之相宅,虽然没有说明如何相法,但除了占卜之外,一定还有没有见诸文献的内容,因其选址符合某些风水原则。历代都城、皇陵皆重视风水。都城方面,如《隋书·高祖本纪》载隋文帝杨坚开皇二年(582)开始谋建新都,“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以吉凶之土,制长短之命”,而且为了避免泄掉帝王之气,隋文帝政府下令宫、皇城之南的居民里坊,取消南北门而仅开东西门(《长安志》卷七《唐京城》)。《唐会要》谈到宇文恺置都(唐长安城),依照乾卦来安排长安城的建筑。而皇陵采用风水选址建筑的记载就更多了。风水理论中,有两个很关键的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是风,二是水。晋代郭璞说:“(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名自此始。清人范宜宾作注云:“风水二字为地学之最”。如果简单一点理解,雨水滋润,万物生长,带来降雨的云气,就是一种生气。在风水理论中,气当然不仅仅是含有雨水的云气这么简单。气这个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概念。古人通过观察与实践,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一种叫做“气”的东西的不同表现形式。气还携带信息和能量,无所不在,在万物间流动、沟通、演化。气甚至沟通物质与精神,生理与心理。气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那么气到底是什么?磁场?射线?波?基本粒子?科学家们可以去探讨研究。古人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及其相互关系,虽难以用现代科学阐述,但它揭示的是天地之间的一种真实的存在。风水术在其漫长历史沿革中,曾产生诸多流派,《周礼》记述,建筑选址营造活动,主要有两类事务,一是“地官司徒”考察评价自然地理各方面条件,做出选址规划。一是“春官宗伯”以占星、卜筮等抉择城市、陵墓、宗庙等建筑地点和营建时间。这两类事务传承于后世,逐渐形成了风水的两大流派。汉代有所谓“形法家”与“堪舆家”之分野,唐宋以后,演变为“形势宗”(江西)与“理气宗”(福建)二大派。前者以考察山川形势起止向位为主,后者以阴阳五星八卦生克推断为主。二家之说俱盛行于世,而赣说流传较广。风水又称为堪舆、青囊、青乌、相宅、地理等,与相术、丹道、中医有一定的联系,《神相水镜集》说:“相人之理,与寻龙问山之法相似。”《地理人子须知》说:“善医者察人之脉知其安危寿夭,善地理者审山水之脉而识其吉凶美恶。”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天人合一”,人身乃一小天地。天地之理乃是人之理,人之理乃是天地之理,何以言之?皆因有一气贯通其中。风水关注和考察的内容很广,大到天体运动、气候交替、山水走向,小到草木种类、水土色质、光影变化等,涉及的领域有天文、地理、地质、生态、气象、水文等。风水的对象有两种,一是涉及活人住所的“阳宅”,二是涉及死者墓葬的“阴宅”。阴宅涉及的问题很多,暂且不论。这里,我只讨论阳宅。古云:“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则家代昌吉”。好的住宅,不仅便利,使人健康舒适,而且因为住得安宁、平安,家人平安,家庭安宁,这难道不是好事吗?这是家道兴旺发达的基础。虽然好风水能蕴育人,然须有德者居之。德薄风水失,德厚风水聚。因此注重风水,更要重视积德,择善而从,以及自身努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切不可一味追逐风水,依赖风水,不可奉之为神明,趋之若狂。对阴宅选择、重复建设要谨慎,浪费资源的行为并不符合风水的原则,更违背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另一方面,也不应将风水的作用无限夸大到“神功可夺,天命可改”的地步,同时对古人的这些夸大说词也不应苛求,虽然风水理论中有相当多的合理成分,但毕竟这些成果不是以现代科学的手段获得的,因此还不能称之为科学,也没有必要称之为科学,古代风水师也不是科学家,他们是实践体验者和总结者,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标准去要求。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指出:风水理论包含着显著的美学成分和深刻哲理,中国传统建筑同自然环境完美和谐地有机结合而美不胜收,他认为:“再没有其它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自然不在话下,城乡中无论集中的,或是散布在田园中的房舍,也都经常地呈现一种‘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风水理论在英、美、日等很多国家,引起了学者们浓厚研究兴趣,学者们认为,“风水理论实际是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等一种综合的自然学科。重新考虑它的本质思想和它研究具体问题的技术,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而《辞海》对风水的定义是:“风水,也叫堪舆。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着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我认为《辞海》武断地认为风水是一种迷信,是不当的,应该修改。风水理论是在数千年的实践应用中发展起来的,这么长时间的实践经验总结,的确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有相当高的价值,这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明。总而言之,风水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精华和理论基础之一,是一种在不断实践中反复体悟的智慧,它对人和自然皆给予关照,其目的是调整改善人的生活环境,进而改善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可以说,它是中国养生学的一部分。它不仅有应用的价值,亦含有深刻的思想。而其应用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现象。人文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亦无不可;建筑设计师在建筑设计时考虑风水的因素,也可增添意想不到的美学和养生效果;自然科学工作者亦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古代都城选址的一般要求
古代一般都是根据以下几项要素,来确定建都地址的:
第一,地面要平坦开阔。都城为全国第一大城市,没有开阔的原野是不行的。只有建筑在比较平坦开阔的地方,才便于都城的布局和发展,也才有比较方便的交通系统和发达的农业生产。因此,我国古代的著名都城,特别是统一王朝的五大都城,无不位于平原上。甚至疆域面积较小的区域性政权的都城,差不多也都位于境内较大的平原上。例如,山西境内的太原、大同、临汾,便都是在地势比较平坦的盆地内,四川的成都更是居于全省主要平原的腹地。只有少数都城建在崇山峻岭之中,但这并不是统治者乐意选择这种地形建都,而是境内地形都是如此,平地较少,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即使这样,这种都城仍是建在境内地势稍平的地方,例如河谷。
就同一都城而言,地面状况的变化也会引起城址的变化。西汉和隋唐的都城长安都在今西安市,但两城城址不同,变迁的原因就是隋唐要寻找较为开阔的城址。汉长安城在龙首原北原,北临渭河。汉代以后由于渭河向南摆动,侵蚀北原,北原面积缩小。因此,隋建大兴城时,把城址选在平原面积较大、便于都城发展的龙首原南原。
第二,水源要充足。都城人口稠密,需要大量的生活用水。帝王将相的宫殿园囿、沟渠池塘,需要涓涓的绿水加以美化点缀。近水择址,也可为灌溉和航运提供方便。因此,水源对城址的选择有很大影响。由于水源的原因,我国的古都无不是设在大江大河旁边。西北干旱地区河流较少,但古都也都是在水源较为丰富的绿洲上。此外,水源的变迁往往直接导致都城城址的迁移。元朝兴建大都,不取金中都城旧址而选择在它的东北郊建城,原因就是金中都城所依赖的水源--莲花池水系已不能满足新首都的要求,不得不移动城址,以使用新的水源--高梁河水系。
第三,交通要通畅。要将统治者的命令迅速送达全国各地,来自全国的信息较快地反馈到都城,东西南北的物资尽快地输送到都城,都离不开优越的交通条件,首先是良好的地理位置。战国时,秦国的三个都城雍、栎阳和咸阳,都排列在渭河北岸,主要是因为渭河之北有一条平坦的东西大道,可以直通到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晋国。虽然渭南也有一条道路,但却不如渭北的重要。北京在古代之所以发展为华北北部最大的城市和著名古都,原因之一就是位于中原北部通往东北、蒙古高原和山西高原几条道路的连接点,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在古代,利用河流进行水上运输是最为便捷的交通运输方式,但不少都城周围缺少可供航行的河流。为此,朝廷往往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开挖运河,以弥补天然运力的不足。因此,战国魏惠王迁都大梁的第二年,就开挖鸿沟,沟通黄河和淮河间的主要水道。隋炀帝在营建东都的同一年,便开通济渠和大运河,使船只可在洛阳下水,入黄河和淮河,直下江南。
第四,周围要山环水绕,便于防守。为了确保都城的安全,不至于轻而易举就被敌人攻占,历代王朝都要求都城所在区域是险要之地,今西安之所以成为古代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其所在的关中区域山环水绕,易守难攻显然是原因之一。不仅如此,都城的四周最好也有险可依,以资最后的抵抗。建于西安附近的古都,西周的丰、镐,秦的咸阳,西汉、北朝、隋、唐的长安,城址都没有越过灞水,原因是要“临河以为渊”。因为这些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东部,南北流向的灞河无疑是一道天然屏障。隋朝营建的东都洛阳,南望伊阙,北据邙山,东临瀍[chan潺]水,西接涧河,洛水中贯,显然在选址时已考虑到防御的需要。
如果不具备山环水绕的地理形胜,便只好在都城周围屯驻重兵,借助于血肉长城,由此就要大大加重都城对外地粮食和物资的需求程度。北宋初太祖之所以打算迁都洛阳或长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东周)、汉(西汉和东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他担心定都开封,屯驻重兵,必然要大大加重人民运输漕粮的负担,“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dan单〕(意思是用尽)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
第五,所在区域经济要发达。都城既然是全国人口最多的都市,消耗巨量的粮食和生活用品,而古代长途运输又是如此不便,如果都城所在地区经济发达,就可以减少对外地的依赖程度。因此,古代都城的所在地往往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上节已经指出,唐中叶以前,我国经济重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所以统一王朝的都城设在长安和洛阳,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迫使都城向东向南移,先是迁到靠近江淮的开封,然后干脆迁到位于江南的南京。就全国总的经济格局而言,都城需要位于或靠近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次一级的区域来说,都城所在地也应该是区域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战国时,秦国把都城从栎阳迁到咸阳,主要因为栎阳所在区域多盐碱泽卤地,没有经过长期的开发改造,经济落后,而咸阳一带人口稠密,开发早,终南山物产丰富,取之不尽。元明清的都城北京虽然已不是经济重心地区,但所在地也是北方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
第六,山川要秀丽,景色宜人。古代帝王在志得意满,饮甘餍饫[yanyu厌玉]之余,还要纵情于声色犬马,田猎游乐。他们不仅在城内修建了大量的宫殿楼阁、沟渠池塘,还在城外大造离宫别馆、禁园御苑。古今闻名的游览胜地西安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和杭州的西湖、北京的西郊,当年都是帝王纵情游乐的地方。由于这一原因,历代统治者在选择都城地址时,往往也要求都城及其附近山川秀丽,景色宜人。明朝人谢肇淛在《五杂俎[zu祖]》一书中分析南宋高宗定都杭州的原因,甚至说:“高宗之都临安,不过贪西湖之繁华耳。”即西湖周围的秀山丽水是促使高宗定都杭州的主要原因。
如何选择坟地
古代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依附、顺应关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与自然息息相通,必须和谐相处,人脱离了自然就会出现问题。人们在对自然的总结中产生了的风水思想,“入土为安”、“天人合一”是这一思想在丧葬上的反映。 “葬”字,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观念:死后入土,上面覆以植物。今天可以在很多墓地看到,祭奠活动后人们把鲜花洒落在墓碑上或在墓碑周围种花植树,“葬”这一古老的传统习俗仍然延续。
当代人越来越重视居住环境,购屋置地之前要选位置,看周边,那么应该为故去的人选择什么样的“居住环境”呢?尤其是当前墓地以公墓的形式集中安置,许多人心中希望为逝去亲人选择一块风水好的福地的心愿能实现多少呢?
依山傍水的原则
依山傍水,青山绿水是人们普遍向往的优美环境,也是好墓地的基本原则,反映在风水学说里的就是“山主人丁水主财”,意思就是择山,可以令后世人丁兴旺;择水,可以令财源滚滚。石为山之骨,水为山之血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是生命之源,山有了水才有了生命,没有水的山就仿佛没有灵魂,所以风水有言:有山无水休寻地,未看山时先看水。由此可见,“山主人丁水主财”是考察墓地风水最简要亦是最精辟的总结。一些注重理气的风水理论讲求藏风聚气,所谓:“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葬书》)认为水面越大,聚气越厚,财富也就越厚。
前朝后靠左右抱的原则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恐怕是人们在墓地听到比较多的话,这是风水对墓地的周边地形的总结,实际上就是四面环山,中间是一个宽敞的盆地,风水所讲的“穴”就在这个盆地里,四面的山风水上叫做“砂”。这个地形在前面说到的“ 葬”字上也有体现,就是葬字下面的“廾”(发音拱),意思是双手捧着,双手并在一起捧着,形成了一个中间凹陷的穴窝,古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好的葬地,所以说葬字本身就体现了古人的殡葬观。
屈曲蜿蜒的原则
过去的四合院,寺庙,对着大门都有影壁,现代人装修的时候也比较重视玄关的设计,影壁和玄关都是应风水而产生的,而不单单是为了好看漂亮。它们的作用就是避免直通,阻挡正面冲撞而来的煞气。墓地如何挡住煞气呢,风水原理主张“直则冲”、“曲则顺”,道路要屈曲,山水要蜿蜒,就是弯弯曲曲。曲径通幽不仅有风水所讲的实际效果,而且还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如江南的园林建筑.
明堂开阔的原则
古代有人出了名、当了官或者发了财,人们往往会议论这个人祖坟的风水,称之为:地灵人杰。风水认为明堂开阔有利于孕育人材,发展事业,因此既要“登山看水口”,还要“入穴看明堂”,明堂是指墓穴前面要有一片广阔平整的地方,明堂开阔,生机勃勃,才能前途无量。反之,墓地不宜设在窄小局限的山谷。
回归自然的原则
现在的城市规划里,墓地离城市越来越远。为什么不离城市近一点呢,去扫墓祭奠还方便,岂不更人性化?包裹在高楼大厦中间岂不更现代?在这里,阴宅的风水与阳宅恰恰相反,都市人主张人车合一、人机(计算机)合一、工作第一、效率第一,墓地则讲求自然第一,天人合一。
上风上水的原则
墓地也讲究“上风上水”,北京上风上水的方向是西北,所以明十三陵就坐落于北京西北的昌平区。西北是根据北京的中轴线确定的,这条中轴线北起鼓楼,经过故宫博物院、前门,南至永定门,中心点就是故宫,也称紫禁城。
综上所述,风水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择吉避凶,这与办丧事选墓地希望让逝者安息,生者安心的出发点是一致的。至于风水是否会福荫子孙,人旺业兴,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择一块吉壤福地,总不会错的。据说大名鼎鼎的建筑大师贝聿铭,超级富豪比尔·盖茨在选择建筑设计和住宅的时候都会参考风水的因素。
中国很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与风水是分不开的,北京城就是一座地地道道的风水之城,所以要了解风水,不能不来北京,阳宅不能不看紫禁城,阴宅不能不看十三陵.
概括地讲:山川有灵无主,尸骨有主无灵。若把有主无灵的尸骨葬到相当好的有灵无主的山川上去,则可使无灵的尸骨有了灵气,无主的山川有了主人。这在“风水”学上叫“理气”。理气好对后人会有极大的福荫,财、丁、贵、寿均可于此而出。
《易经?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远古时代殡葬极为简易,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死者的埋葬问题,逐渐发展成为一件大事。今日保存下来的许多重要文物古迹,不少就是坟墓的遗迹遗物,如著名的埃及金字塔,就是四五千年前埃及法老的陵墓。中国至春秋时代时,孔子大力提倡“孝道”,厚葬之风日盛,历代不衰,并逐渐形成一套隆重复杂的祭祀礼仪制度和墓葬制度,以及种种讲究。于是,坟墓被认为是安葬祖宗及父母之首邱,上可尽送终之孝,下以为启后之谋。所以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对坟墓的安置均格外重视。而作为为人择地卜葬的堪舆家(风水师),更以阴宅为先务之急。
风水理论认为,祖墓的风水,会影响后人的命运;而一国之君陵墓的风水,则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历代的皇家陵寝都十分重视选择陵穴,以图皇权永固。皇陵一般都位于京师附近,如西周、秦、汉、隋唐均以长安为京师,故此这五个朝代的皇陵大多集中于长安附近;而元、明、清三代均以北京为京师,所以这三代的皇陵皆位于北京附近。
唐朝帝王陵墓区,分布于关中盆地北部,陕西渭水北岸之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一带山地,东西绵延三百余里。唐陵的特点是“依山为陵”,不象秦汉陵墓那样采取人工夯筑的封土高坟,而开“山陵”之先河。十八座唐陵中,仅献陵、庄陵、端陵位于平原,余均利用天然山丘,建筑在山岭顶峰之下,居高临下,形成“南面为立,北面为朝”的形势。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2公里的九峻山主峰,九峻山山势突兀,海拔1888米,南隔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沟壑纵横,愈加衬托出陵山主峰的险峻雄伟。除了四周山峦的护卫之外,更有泾水环绕其后,渭水萦带其前,山水具佳,愈加显得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由昭陵主峰迤逦而南,有167座功臣贵戚陪葬墓,占地约30万亩。李世民的玄宫居高临下,陪葬墓列置两旁,衬托出昭陵至高无上的气概。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坐落在乾县西北的梁山上。据《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李治于光宅元年(684年)葬于乾陵,神龙二年(706年)重启乾陵墓道,将武则天合葬于墓中。梁山海拔1049米,呈圆锥形,山巅三峰耸立,北峰居中最高,即乾陵地宫所在,为陵之主体,与九峻山遥相比峻。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而形体相仿,犹如天然门阙华表捍陵。上面各有土阙,望之似乳头,俗称“奶头山”。梁山东有豹谷,西有漠谷,整个地势似一个头北脚南仰卧在大地上的人体。乾陵因山为陵,以山为阙,气势雄伟,规模宏大,陵园有内城外成之分。内城的南、北、东、西城垣基址程度分别为1450米、1450米、1582米和1482米,城垣均为夯筑而成。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陵园内有石刻群,除内城四门各有一对石狮,北门立六石马(今存一对)外,其余石像均集中排列在南面第二、三道门之间……从南至北,计有华表、翼兽、鸵鸟各一对,石马及牵马人五对;石人十对,还有无字碑、述圣碑和六十一个“蕃酋”像,丝毫不减皇宫之气派。
北宋帝王陵墓,从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永安陵起,至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止,共计八陵,集中于河南巩县境内洛河南岸的台地上。陵区以芝田镇为中心,在相距不过十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当大的陵区。
北宋王朝建都开封,陵区却设在巩县,远离京师汴京,其主要原因是这里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下,适合挖墓穴和丰殓厚葬。陵区南有嵩岳少室,北有黄河天险,可谓“头枕黄河,足蹬嵩岳”,是被风水家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
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
明代以后,风水学特别重视关于山川形胜的形法,因而明清两代的帝陵风水格外讲究,加之建筑的配合,皇陵的选择与规划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郊昌平县北十里处,自公元1409年开始修建长陵,至1644年明朝灭亡,十三陵的营造工程历经二百余年,未曾间断。燕王朱棣在南京登上帝位以后,即打算迁都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皇后许氏死,朱棣没有在南京建陵,而是派礼部尚书赵江和江西风水名师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
朱棣派出的人马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选择的地方。据说,最初选在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猪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犯地讳不能用。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因后面有村叫“狼口峪”,猪旁狼则更危险,也不能用。也曾选过京西的“燕家台”,可“燕家”与“晏驾”谐音,不吉利。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也未能当选。到永乐七年,最终选定了由江西风水师廖均卿等人选定的现在这片陵区。
清东陵位于京东燕山南麓的遵化马兰关附近,它北依昌瑞山,南屏金星山,东傍鲇鱼关,西依黄花山,共有陵墓14处,葬150多人。
关于东陵的选址,流传着一段顺治帝亲自卜地的故事。自从顺治皇帝进了关,在北京立都坐殿后,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和叔父多尔衮就派人四处选陵地,先后有两批钦天监大臣和风水名师来过京东一带,他们均看中了这块宝地,回京禀报皇帝后,顺治帝非常高兴,表示要亲自前往审视。时隔不久,顺治皇帝由众多侍卫大臣和八旗健儿簇拥着出外狩猎,他们一路纵马扬鞭来到了京东的燕山山脉,跃上了凤台岭之巅。顺治帝登高远眺,向南望,平川似毯,尽收眼底。朝北看,重峦如涌,万绿无际。日照阔野,紫霭飘渺。真是山川壮美,景物天成。顺治帝前瞻后眺,左环右顾,发出由衷的赞叹。他反身下马,在凤台岭上选择了一块向阳之地,十分虔诚地向苍天祈祷,随后相度了一块风水相宜的地势,对左右的侍臣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说着,将手上佩带的白玉扳指取下,扬下山坡,道:“落地之处定为穴”。于是群臣在扳指停落的地方打桩作记。后来,当真在这里建起了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即顺治皇帝的孝陵。
孝陵背靠昌瑞山主峰,左右两翼为天然砂山,整座山陵北高南低,顺势而布,节奏鲜明,气势雄伟。为了防止汛期山洪冲毁陵墓,不仅在建筑之下打桩加固,而且修建了整套的排水系统。地上利用天然的倾斜地势设置了排水明沟,使雨水排泄通畅。陵区之水通过明沟暗渠,全部汇集于隆恩门外的神路桥下,再由两边水道顺势排泄出去。可见孝陵风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选址的科学性和建筑技术的高明。
古代的风水选址,除了生态、实利功能以外,还是一门艺术,其对环境景观的组织是十分重视的。在古代,万物有灵的观念导致了山川自然崇拜,并逐渐发展成为敬祀天地日月山川的国家祀典。人们崇尚自然,热爱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又指导着人们以人的精神、人伦道德及社会秩序拟态于自然,并以此寄托他们的生活理想。所以在风水的观念中,也常包含着一种追求优美的、赏心悦目的自然和认为环境思想。
日本京都和中国长安有怎样的渊源
日本京都,又称 平安京。
平安京的选址参考了风水思想,并且效仿中国唐代的京师长安,是一座传统的市坊制都市。平安京南北长约5.2公里,东西长约4.5公里,面积相当于中国唐代京师长安城的五分之一。天皇居住的大内里位于平安京的正北,以朱雀大路为中心,城市分为右京(又称“长安”)和左京(又称“洛阳”)两个对称的部分。
公元702年(大宝二年)日本再次派遣了遣唐使,回国时他们详细描述了中国长安城的辉煌壮丽。以长安城为模本,藤原京从罗城门向北的通道就是朱雀大路,宽达74米,到平城宫朱雀门大约有4公里的距离。朱雀大路左右有侧沟,沿路种有柳树、槐树等树木,形成一条林荫路。唐朝和新罗的外国使节曾通过这里前往平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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